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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在线官网:李文杰:使馆有本难念的经——晚清驻外公使的经济账

admin 社会 2020-07-15 15 0

1906年1月,阴历腊月尾,伦敦的波特兰透着阵阵寒意。这里伫立着大清国驻英使馆。馆舍租赁的是一栋六层楼房,大小房约有七八十间,靠一大一小的两部楼梯毗邻上下。一月份的伦敦,下昼四点刚过,太阳便已落山。盘旋的楼梯上,安装着七八盏电灯,为保证职员上下的平安,现在全都打开,可楼里仍显得十分昏暗。

在一间简朴到寒酸的屋子里,驻英公使汪大燮正在往海内写信。四个月前,他以外务部参议的身份被派往美国,追踪日俄两国在战后的和谈。在美之日,他又接到上谕,命他直接赴英就任驻英公使一职。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公使,一上手就是大国使馆的当家人。等他到伦敦办完交接手续,马上就遇到眼前最大的难题——钱。于是,他写信给堂弟汪康年大吐苦水。

汪大燮

作为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除了掌管伦敦的馆舍,还要卖力在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的总领事馆,两地的开销,由他统一调剂。他在信中列出了一个开支清单:馆内的年收入是库平银六万两,平均每月五千两。其中,八百两要支给房租,两千四百两要支给参赞、随员和洋员作为人为。这样,还剩一千八百两。汪大燮的薪水、办公经费和种种杂费全都在这一千八百两之内。他还要支付洋仆役的人为二十五镑,电费十二镑,煤气费七镑,煤炭费五到六镑,自来水费四到五镑,电话费一镑,信纸邮票费五到六镑,中华会馆捐七镑,善捐二镑,清洁费二镑,马车费十镑,华仆、学生的用饭用度七十镑。这些雷打不动的开销加起来,每个月一百五十余镑。根据那时约六比一的英镑银价比,约为银一千两。也就是说,汪大燮可支配的月收入,只剩下八百两左右。那时正处年关,他要打点和疏通与北京的关系,给军机处、外务部各处王爷及堂司官员一大笔“炭敬”,一下就要用掉四五千两,相当于他半年的可支配收入。作为外交使节,汪大燮还必须与伦敦的外交界外交应酬。面临被掏空的钱包,他只能摇头叹息。

驻外使馆的开销用度,照样三十年前即1876年定下的章程。那时,清政府最先向外洋派出常驻使节,将驻外职员分为出使大臣(公使)、领事官、参赞官、翻译官、随员、医官几类。除了后两种,其他各分为三等。头等出使大臣月薪最高,为一千四百两,最低的医官则可拿到二百两。公使是驻外使团的卖力人,职位最高,有权决议使团的人事。在驻外使馆的运作中,薪水与开销也变成了包干制——用度打包交给公使,由他根据外交官的人数、响应的薪俸尺度和一样平常的现实用度举行调配。

清政府的财政规模很小,和后世不可同日而语。十九世纪后半期,户部账面上的岁入约为库平银八千万两。到1900年,这个数字是一亿两。一百多年后的环境已迥然不同,但以贵金属比价、以多种主要物资的购买力来大略折算,一亿两白银的购买力总应在一千亿人民币以内。据统计,这个数字还不到现在C9高校一年的开支,可在那时,却要供整个国家运转之用。其中,泰半的钱用来发放官员的俸禄、养廉银,八旗、绿营的饷银,还要供应各级衙门和工程经费。到了1875年之后,借洋债办水师、借洋债还赔款成为常态,每年岁入的四分之一要用来还债。留给政府支配的活钱,少之又少,不可能拨给驻外使节足够的经费。

1865年,总理衙门派人随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赴英游历。那时是从海关收入中找钱报销,厥后成为出使开销的老例。到了1875年,清朝派使臣常驻外洋,每年需要一笔稳固收入作为使馆开支,于是总理衙门上奏,从海关的六成洋税牢固动支,将各口海关的六成洋税提出10%作为出使经费,厥后又增添到15%。将洋税分成四六开,原本是为支付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的便利。待偿清赔款之后,这个称谓就沿用了下来。

到了1886年底的时刻,清政府派傅云龙等人全球游历,需要大笔的款子,就扣掉外交官薪水的20%,作为游历职员的用度,之后,出使经费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时,因西欧使用金本位,国际市场黄金需求增添,导致金银比价翻倍,驻外公使手中银两的购买力,只剩当初的一半不到。1897年底,各使馆讲述的数据是:驻英使馆每年报销约十二万两,驻法使馆五万两,驻俄使馆四万两,驻美使馆二十四万两,驻日本使馆七万两。其中,驻英公使还兼任驻意大利、比利时公使,统领新加坡总领事馆;驻美使馆兼任驻西班牙、秘鲁公使,此外还治理四处领事馆;驻日本公使除了本馆之外,尚有三处领事馆,因此,这几处的开销要更大一些。到了1901年之后,清政府陆续将驻意大利和比利时使馆单立,另派专使,响应地砍掉驻英使馆一半的经费,每年只给六万两。这样一来,汪大燮手中银两的价钱,就只剩下他前任郭嵩焘、曾纪泽的四分之一。日子蓦地紧张了起来。

外交官在外,需要经常走动。按理说,驻英公使要联络伦敦的外交界,定期加入或是举行宴会,增进领会,搜集资讯。为了国家形象,少不了种种应酬,但由于剩下的钱已经入不敷出,他们只能只管削减雇车、削减外出,更不用说自办宴会了。由于没钱,使馆的硬件没办法更新,周围的陈设破旧,还比不上泰国、波斯等小国的使馆,与泱泱大国的形象严重不符。由于没钱,上一任的公使张德彝为图节约,居然连取暖和的煤炉也不做定期清算,导致内里的燃料越积越多,炉火重新燃烧最后酿成了火灾。此事事后,张德彝依然如故,无心打理使馆。只要没烧到自己的财富,怕什么呢!

这绝不是驻英使馆一家的问题,大清国的驻美使馆也有类似的窘事。

崔国因是一位生性节俭的翰林,受同乡李鸿章的推荐,1889年担任驻美公使。赴美后,他不改本色,衣装简素,甚至于让人忧郁贻笑友邦,丢了朝廷颜面;他却十分坚持,回信给友人,从理、势、情几个方面严肃驳倒了针对他过分质朴的担忧。崔国本就崇尚节俭,加上使馆经费也不丰裕,他就更舍不得花钱。为了向洋人展示朴实的东方美德,他常年不用使馆的气炉水管,效果弃捐时间越久,后面的修理用度越多。他舍不得支付洗衣费,因此不愿找当地的仆役来馆浣洗。肥水不流外人田,遂命自家人着手,自家人不得其法,造成了诸多损坏。

为了尽可能地节约用度,他压缩使馆的流动空间,不让使用地窖,使馆运煤从大门直入,导致地毯污损。使馆租用的房舍原有房东的种种铺排,因与崔国因节俭的作风不符,都逐一消逝,也说不清何时被何人拿走了。等到租金到期房东清点物品时,发现大量的物品遗失和损毁,就向使馆提出索赔。讼事一直打到了美国国务院。国务院找后任的公使杨儒,要求他支付二万美元的赔偿金。杨儒怎会当这个冤大头,又上那里去找这笔钱?国务院只得通过美国驻华公使去找总理衙门索要。因崔国因的节俭而生出的事端,从华盛顿传到北京,从驻美使馆传到总理衙门,弄得里里外外人尽皆知。

清朝的驻美公使兼任驻秘鲁和西班牙公使,由于西班牙远隔大西洋,驻美公使只能派属下的参赞前往马德里常驻。华盛顿使馆都小气如斯,马德里的情形可想而知。1896年,伍廷芳就任驻美公使,他派了一名旗人参赞代庖西班牙使事,每年拨给该馆五千两银子,发人为、交房租,都从内里开支,这样算下来,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参赞到任后,除了前往马德里的各国使馆投递名帖,就不再与外界自动往来,偶然有人来访,他也是避而不见,而且将客厅上锁,示意无意同对方交流。为了省钱,即便是在隆冬季节,他也禁绝生火取暖和,导致不止一位来访的外交官受凉伤风。对方不敢果然抗议,只能在私底下跟使馆的洋员埋怨。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外交官怎么能融入外交界,又怎么能领会情形、搜集资讯?汪大燮上任后得知,驻英使馆已经十年没有宴请客人。西班牙使馆随员在1897年到任后更是打听到,那里快十五年没有举行过任何宴会了。几十年间,公使手中的出使经费不只没能增添,反而因银价下跌导致购买力大幅下降,就算想要有所作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汪大燮只能当一名旁观者,看着伦敦外交界的妙手们纵横捭阖,各施所长,在国际舞台上为各自国家争取利益。

理财之道,一方面是节省,另一方面则是开源。驻外使馆属于政府“全额拨款”的外交机构,原本没有开拓财源的功效,但公使、参赞、随员出洋,通常是由于海内仕途壅滞。他们通过行贿或者跑关系出国找事,只是希望积攒资历、获得保奖,或者拿定主意大捞一把。他们行贿的支出,一定要想方设法地举行取偿。有一年,古巴总领事被一个叫黎荣曜的钻营谋取。到任后,他自动不要办公经费,固然更谈不上开展领事事情,每年都伪造一个账册交差。古巴华人赴美时,要经领事馆发放护照。黎荣曜专收高额的“护照费”,一张四五十元。他还行使华侨为海内灾区捐钱的机遇,在账目上着手脚,私吞了二万多两银子。几年的总领事做下来,已经把自己养肥成为一个富翁。

外务部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而专门制订章程,除了保证每位外交官的薪俸不缩水,另外拨专款给使领馆作为流动公费。其中,驻英使馆每年发给三万八千两,驻美使馆二万八千两,驻新加坡总领馆五千两。

这时,已是公元1907年。

(本文节选自李文杰著,《日暮乾清门:近代的世运与人物》,上海人民出书社2020年6月出书,作者李文杰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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