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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教育网:卢沟桥事情后的日本政界:美国驻日大使的二战回忆

admin 社会 2020-04-13 30 0

1938年2月10日

在不祥的迹象中迎来了新的一年。由于发扬了真正的、罕见于国际事务的圣诞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由于美国政府和人民显示了可佩的英明睿智,“帕奈号”事宜才暂时获得了解决。但祸事依旧还会发生,远景依旧十分昏暗。一方面,东京政府无力控制在华日军危害美国人生命、利益、财富的行为;另一方面,我国虽有和平主义的倾向,盼望和平,但在屡受侮辱的情形下,不能以为我国人民的忍耐力是无限的。

若是上面两个条件都没错,那么剩下的似乎只是忧虑了,全无放心的可能。有个事实或许最能说明我自己的忧虑:最近我曾把这套日志和五年前到日本以来的私函装订本整理了一下,订购了两三只书包式的皮箱,以便突然要脱离日本时一接到通知就可以把这些文件装好,而且马上就可以送上船。我觉不以为这样的变故不能能发生。

“帕奈号”事宜引起的回响刚最先平息,就又传来日本侵略军在南京肆意妄为的新闻,他们抢劫美国人住宅,亵渎美国国旗,多次将美国国旗扯下来、烧掉,否则就撕碎,云云等等,恣意侵凌美国的权益。显而易见,中国人遭到了险些见人就杀的屠杀,许多中国妇女则被强横。固然,日本人对这些事情都市狡辩。关于污辱美国国旗,他们说那是由于中国人用它来珍爱自己的财富,但连我国总领事签署的、张贴在真正美国财富上的日文证件也无人理睬,这又怎么注释呢?至于强奸的事,他们说数以百计的中国妓女从妓院逃出来,日本兵只是把她们带回去重操旧业。又说我们获得的新闻都来自传教士,他们不外是转述他们的中国雇员的话,并没有亲自看见过他们所诉说的那些事。

有人对我说,日本人的真意是想要逃难的中国民户和店肆老板能回来安身立命。我说,中国住民,尤其是那些有女儿的人,听到那么多关于大批处决、屠杀、奸淫的新闻后,若是不敢回来,生怕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吧。听我这么回覆,来和我语言的这小我私家便无言以对了。事实上,他照样说了,而且竟然还说他能够明了中国人的态度。

1938年,日本裕仁天皇校阅军队。东方IC 资料

日本否决英国、张望美国

1938年3月31日

在现在的情形下,对我们这些身在使馆的人来说,生涯就恰似摆着一排排跨栏的煤渣跑道。每跳过一栏,都有一阵快感,然则我们没有自欺欺人,以为已经跳完了最后一栏。新栏正在不断泛起。要是在以前,还要难跳得多,现在稍好一点。但这只是由于日本政府现在亟须制止同我国政府和人民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它明了自己要应付的难题已经够多了,而且以后也许还会云云。它不想在军部给它带来的贫苦之外再去惹是生非。由于日本政府希望日美关系保持平稳,以是眼下我们才在外交谈判中有了一点气力。

日本政府抱持这种态度,绝对不是在感情用事。有此意愿,纯粹出于政治常识。他们知道,日本必然会和英国发生持久的、日益凶猛的匹敌。虽未明说,他们接触的目的之一实在就是想要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步骤或许是渐进的,但终究照样一定要取而代之。而他们现在最不想干的事就是太过刺激美国,使其一怒而转与英国互助,以至于在远东建成有力的团结阵线。他们向来以为美国是不会这样做的,由于他们信赖美国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情绪实在太强烈了,不允许政府这样做。然而,除军部逼着要干的以外,他们(日本政府)照样不敢冒险。我以为,日美间的纠纷之以是多数能够很快获得解决,就是由于存在这种形势。往后很可能还会是这个局势。以是在现在情形下,我的职务虽然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也不能说是轻松的,但若是不能如适才说的那样因势利导,那就会更难办许多。我们的外交功效——若是还能称其为功效的话——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取得的,我们政府处置种种问题时态度都很开明,这也是一个缘故原由。

日本海内,政局很不太平。政府在国会受到各政党的凶猛诘难,颇有法西斯管制意味的《国家总动员法案》和《电力治理法案》都引起很多人的否决。不外,在国会里,最后仍将是政府如愿以偿,就跟以往一样。在政府内部,在对华战争的战略问题上看来也意见纷歧:一派主张直捣汉口,纯粹靠武力来竣事战争;一派则不赞成使用过激手段,以为最好照样先牢固已占之地,靠时间和经济财政压力迫使中国屈服。说也新鲜,倒是宰衡和广田向导的众所周知的文官派更倾向前一种方式,陆军头目反而赞成后者,理由是军力不够,不足以征服和守住更大的区域。

3月尾还没有向汉口进兵的迹象。日军正在山东和山西举行“扫荡”,据外国新闻广播,他们的“扫荡”并不顺遂。实际上,最近另有新闻说中国人打了一些胜仗。日军受挫,这里的报刊固然是只字不提。不外,看到报上说日本人已占领某一城镇,过几个星期又看到照样谁人城镇被占领,那就不难得出结论了。陆军武官办公室墙上的舆图插着种种颜色的针,战局现状若何,一清二楚。

在此期间,我们眼见了德奥合并,捷克斯洛伐克有被侵之忧,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显著优势,英国和意大利谈判,张伯伦抱骑墙态度。也许正是他的政策解除了眼前的战争危险,然则,从远处望大局,我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对前途示意乐观。各国,特别是英德两国,都不外是又在为“那一天”做准备。至于德奥合并,我们这些热爱过那古老的“恬静的维也纳”的人,一想到那座可爱的都会和昔日风光明媚的乐园即将纳粹化,不禁感慨系之。在纳粹制度下,谁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中国事情演变为中日战争

1938年7月1日

6月间发生的大事是日军对广州的狂轰滥炸和日本准备进军汉口。此外,由于中国人掘开黄河大堤,造成洪水泛滥,日军的进攻设计不得不大幅度修改。另有就是日本内阁改组。

轰炸广州,是现代战争中最残酷的事宜之一,加上不久前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危言耸听的暴行,都松弛了日本的名声,致使外国对日本传统的“武士道”和日本人自尊心的看法都发生了转变。这些罪行给日本带来的恶名,是永远洗刷不掉的。

广州遭轰炸后,英法大使和罗马教廷使节都向外务大臣提出正式抗议。我国则接纳另一种做法,由国务卿和副国务卿在海内揭晓公然声明,示意严正训斥。6月9日,我因斯科维尔(Scovell,美国传教士,被一名喝醉了酒的日本兵枪杀)事宜造访日本外务次官堀内,借此机遇对他说,我想就日军在中国轰炸平民一事非正式地说几句话,先声明我不是在正式提出抗议,事实上也没有听奉要我这样做的训令,而是出自己的意思,而且是从美日关系着眼。我说,六年来,为保持和生长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自己始终起劲不懈。因此凡泛起我以为有可能损害两国关系的形式,我就觉有义务,非得向日本政府指出不能,至少也得非正式地指出。

我说,今天我不想探讨空袭的法律问题,也不想谈什么设防区或不设防区的法律问题。我只想指出,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就会对美国舆论发生很糟糕的影响。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大屠杀必然会松弛日本在外国特别是在美国的声誉,是不是只要能在军事上占一些廉价,就值得这么做?我说,依我看,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外务省要干预,由于它要对日本的对外关系卖力。我以为最要紧的是,日本政府应要切记,轰炸平民一事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只要关乎人道主义,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深为关切。

次官对我这样以友好方式来商讨问题示意感谢,并称宇垣将军亦必与他有同感。他说,我的意见将会获得充分考虑,事实上外务省现在也正在和军事政府商谈这个问题。

这种谈判方式似乎还起了一点作用。无论若何,之后我们听说,政府已派了一个联络军官去前线,要对狂轰滥炸的行径加以约束。我们还从各方面获悉(甚至东京俱乐部也在议论),正由于我国的抗议是用上述方式提出,以是才气说服日本政府。日本人只管在军事上残暴,却照样一个易受感动的民族,在此地做事的方式、方式,比在任何西方国家主要。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明了这类事,得靠履历,靠历久的履历。拍桌子在这里一点也没有用,反而达不到目的。

我们剖析过这次内阁更替。这次改组解释,日本政府已认识到日本正进入艰难的阶段,解释战时心理和战时经济正在形成,自开战以来照样第一次见到这种征象,使我们想起了上次大战时德国的情形。食物还没有怎么管制,但许多物资现在对国民来说已经在克制持有之列,皮革也在禁用之列,效果将是不再制造皮鞋,而激励人民重穿旧时的木屐。他们终于真正最先过苦日子了。高尔夫球因是橡胶做的,以是也禁绝制造了。在我看来,在不远的未来,高尔夫球这玩意儿纵然不被所有喊停,也一定也会衰微,最后球场生怕也会所有或大部分关闭。这一切要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将使许多日本人亲身感应他们的国家确实已处于战争状态了。

“七七事情”发生在卢沟桥四周。 视觉中国 资料

慕尼黑集会前夕的日本

1938年9月30日

9月28日是个忙碌而又主要的日子。欧洲正在战争边缘瑟瑟发抖。我们都围着收音机,听伦敦、香港和悉尼下昼和晚上播出的新闻,详情还不清晰,只听报道称有总动员,张伯伦寄最后信息给希特勒,请他放心,英法保证敦促捷克斯洛伐克推行其交出苏台德区域的答应。罗斯福总统直接致电希特勒本人,再次呼吁和平。此电文说话有力、看法开明。不外在德国,这些呼吁固然是一篇也不许揭晓的。

我还没损失信心,以为战争照样可以制止的,除非希特勒真是疯了,否则到最后关头总可以杀青某种协议。但若是说希特勒也许真的发狂,我也会赞成。希特勒在海内揭晓了几回演说,把话说得太绝了,现已很难打退堂鼓。若现在打退堂鼓,他的威信将受重创。

随后华盛顿来了特急电,命我去见外相或其余外务省官员,建议日本响应总统的倡议,也向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呼吁和平。下昼1点,电文译出,打好字。值此危急时刻,理应争分夺秒,1时5分,我便命杜曼携电赴外务省,交给卖力人,期待宇垣将军按约定时间即2点50分接见我。订此约会时,岸曾说,外相和次官整天都不得空,无法接见我,但我告诉他,我的事极其主要而紧要,非见外相本人不能,这才做了放置。使馆秘书卡伯特·科维尔(Cabot Coville)随我同往,由他核对外务省译员土屋的翻译,确认翻译完全准确。开头我先对外相说,现在是文明史上最紧要的关头,现在接纳什么决议和行动,足以从根本上影响往后文明的生长方向;随即转达美国政府的信息,除口述外,又送上非正式的文本,以便留下纪录,以求明了无误,还附上一份总统致德国总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英国宰衡、法国总理呼吁书的转抄本。

新闻译成日语,科维尔在旁边注重着,外相听完后做了回覆,大意如下:

对于美国总统在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争端中所接纳的行动,我代表日本政府示意完全赞许。如您所知,日本向来是盼望和平的。虽然现在不幸地处于对华战争中,但仍希望在那里恢复和平状态。我们也在钻营和平解决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争端。不外,在此有一个问题:纵然日本接纳类似美国的行动,是否有用?从我们自己所处的职位来看,接纳什么行动为益,必须慎重考虑。但我们照样坚决赞许总统所表达的信心。

下昼晚些时候,吉泽建议道,若由外务省将美国的电文和宇垣的回答揭晓出去也许倒是件好事。我马上赞成,他也获得了宇垣的允许。国务院并未授权让我这样做,但纵然吉泽不来问我,外务省也很可能会揭晓,纵然不揭晓,也险些一定会泄露出去,说不定还会走样。而且我以为,纵然日本不能能接纳类似行动,若把它赞成总统的行动一事公布于众,显然也是有益的。正如堀内当晚对克雷吉说的,他们自己就正在作战,却要去呼吁别人不要大动干戈,这确实有点尴尬。晚上10点,外务省公报揭晓了。我对公报的形式有点失望,由于它没有确实反映出宇垣对我讲的话,即宇垣对总统的态度和行动都示意赞成,公报只说宇垣赞成总统的“愿望”,但也总算是说了这么一点,聊胜于无。我猜一定是吉泽起草后,谁人沙文主义的发言人河相又给稿子的调子打了折扣。这种情形是常有的。

克雷吉于晚7点15分来访,长谈时势。

邻近午夜时,有个新闻把我惊醒了:“汉堡美洲汽船公司”已下令命其船舶留在日本海域,而英国“半岛及东方汽船公司”则命其船舶于24小时内脱离日本海域:这都不是什么好信号。我立刻将此讯电告华盛顿,现在在华盛顿一定有类似的函电如潮水般涌来。

深夜,杜曼、科维尔、译电员瓦伦札(Valenza)和我在我书房里审核我起草的各种电报,又听收音机的最新新闻。在花了约一小时应付午夜传来的关于汽船的新闻后,我照样睡不着觉。

29日,美国公剖析传教士古德塞尔(Goodsell)博士来访,告诉我他拜会外相的效果。宇垣曾给他几封致日本驻华官员的介绍信,他是去致谢的。原以为五分钟就够了,不意外相竟留他坐了一个半小时,细问他日军政府是怎样看待美国传教士和教会的,很想知道他的看法若何。古德塞尔便单刀直入,把日军的暴行、屠杀、奸淫、野蛮、残忍都如实告诉了他,还给他留下一长串早已编好的条记目录。外相并不因此见责,古德塞尔再三给他机遇,让他可以随时竣事这次会见,但他都继续谈了下去。这天正是外务大臣告退的前一天,他这样做,简直值得注重。古德塞尔还给宇垣讲了一个故事:在发作中国事情的卢沟桥四周,他亲眼看见城墙上刻着“东瀛和平降生之地”几个大汉字。古德塞尔说,外相喜欢这个故事,轻声笑起来。

本文摘录自《使日十年——1932~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的日志及公私文件摘录》,[美]约瑟夫·C.格鲁(Joseph C. Grew) 著,沙青青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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